《河南日报》2026年6月26日11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礼制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从夏商周三代礼制的逐步成熟，到儒家礼学思想的传承弘扬，再到历代中原先贤对修身立德、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身体力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制传统。礼制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追求，也孕育了崇德尚廉、敬德保民、克己奉公等重要理念。深入挖掘中原传统礼文化中的廉洁基因，对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价值。

礼以正身的廉洁自觉

礼制重在以礼正人、以礼化人。在中原大地，从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发现的礼仪性器物、等级化空间布局和大型宫殿，到商代王都所呈现的礼制秩序，再到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系统化礼制，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初期“礼”便承担着整合社会、规范行为、涵养德行的重要功能。古人认为，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个人品德修养是立身处世、从政为官的根本前提。《礼记·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将修身置于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周公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奠基者，高度重视修身敬德，提出“敬德保民”“无逸”等思想，强调统治者必须时刻保持敬畏之心，自觉克服骄奢懈怠，做到慎独慎微、防微杜渐。在周公看来，权力越大越要加强自我约束，地位越高越要注重品德修养，唯有如此方能实现“以德配天”，获得民众拥护。这种以礼正身的思想，成为后世廉洁文化的重要源头。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政论家荀悦（今河南许昌人）在《申鉴》中进一步阐发了修身与为政的关系，指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在荀悦看来，为政者只有先约束自己，才能有效约束他人，“肆情于身，而绳欲于众”的做法，不仅难以服众，更会成为社会不满产生的根源。荀悦的这一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政治伦理，进一步丰富了中原礼制文化中修身养廉的思想内涵。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开创“伊洛之学”，前者主张“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私法”，要求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后者提出“正家之本，在正其身”，强调一切治理活动都应从个人修养开始。从周公“敬德保民”，到荀悦“先禁其身而后人”，再到二程“正家先正身”，中原传统礼文化始终把修身正己作为立身之本、为政之基。

礼以制欲的价值追求

礼制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节制欲望、规范行为。古人认为，人皆有欲，但“敖不可长，欲不可从（纵）”。礼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制度规范和道德教化，引导人们合理节制欲望，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春秋时期卫国大夫蘧伯玉被孔子赞誉“寡其过而未能也”，《淮南子》记载其“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展现出不断反省自身、克制私欲、追求完善的精神品格。《论语》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强调节俭优于奢侈、克制优于放纵，节用戒奢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政治品格。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出生于今河南光山县），所作《训俭示康》成为中华传统节俭文化的重要经典。司马光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认为奢侈享乐容易使人沉溺欲望，而节俭克制则有助于涵养德行。从礼制视角来看，节俭并非简单的生活习惯，而是廉洁品格的重要体现，一个能够克制欲望、保持节俭的人，更容易做到廉洁自律。而一个沉迷享乐、追求奢华的人，则容易突破纪律底线。古人之所以将“俭”与“廉”紧密联系，正是因为二者都强调对私欲的节制和对公义的坚守。

礼以敬民的治理理念

敬民爱民是中原传统礼制的重要内核。从盘庚迁殷所体现的“重我民”，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到《尚书》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传统礼文化要求把人民置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礼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规范秩序，更在于安民利民，实现社会和谐与百姓安乐。春秋时期郑国政治家子产长期在今河南新郑一带施政，坚持尊重民意、关注民生，他不毁乡校、允许百姓议论政事，推行改革、改善社会治理。孔子评价其“惠人也”，高度肯定其施政理念。子产的治理实践表明，真正的为政之道，不在于权势威严，而在于体察民情、顺应民意、造福百姓。敬民思想在后世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清代张伯行（今河南兰考人）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其《禁止馈送檄》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张伯行认为，官员所面对的每一份利益，都关系百姓福祉和自身名节，任何侵占民利的行为都是对为政初心的背离。其清廉自守、勤政爱民的实践，生动体现了中原礼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

礼以守责的责任意识

礼制文明同样强调履职尽责。在传统礼学思想中，每个人都承担着与其身份地位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对于为政者而言，廉洁不仅是不谋私利，更是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明代著名理学家、政治家曹端（今河南渑池人）提出“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的思想，后发展为“公生明，廉生威”的官箴格言，强调为官者必须秉持公心、恪守职责。其公廉思想将“公”与“廉”紧密统一，只有坚持公正无私，才能真正实现廉洁自律；只有做到廉洁奉公，才能树立良好公信力。公与廉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为政者安身立命的重要准则。中原传统礼文化强调廉洁用权，更重视担当履责。北宋名臣范仲淹长期在河南任职，他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士大夫的责任意识，强调为政者应当主动承担责任，把国家安危放在个人得失之前。中原传统礼文化中的守责思想，与当前所强调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的要求高度一致。一个真正廉洁的官员，既不能以权谋私，也不能尸位素餐、敷衍塞责，廉洁与担当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价值要求。

礼以崇德的治理智慧

崇德尚廉是礼制文明的重要特征。纵观历史，礼制之所以能够长期发挥治理功能，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德法相依、礼法并用，把制度约束与道德教化有机结合起来。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强调德治与法治并重，既要通过制度规范约束行为，也要通过道德教化提升境界。后世儒家进一步发展形成德主刑辅、礼法相济的治理思想，强调制度约束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二程理学进一步丰富了崇德思想，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规范权力运行，通过人格完善实现政治清明，只有崇德修身，才能真正实现廉洁自律。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同样需要汲取这一重要思想，既要强化纪律规矩的刚性约束，也要注重崇德尚廉的文化滋养，把制度建设与文化涵养统一起来，把纪律规范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推动实现从不敢腐向不想腐的不断升华。

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但一些违纪违法案件表明，少数党员干部仍然存在理想信念弱化、宗旨意识淡化、责任担当不足和道德修养失守等问题。中原礼制文明历经数千年积淀形成的廉洁思想，蕴含着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的治理智慧。修身正己重在治心、节用养廉重在治欲、敬民用权重在治政、担当履责重在治事、崇德尚廉重在治本，这一完整的价值体系，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为政之德的深刻思考，也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历史观照。因此，我们要善于从中原传统礼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引导党员干部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守住底线，在推进高效能治理中秉公用权，在改善民生中厚植情怀，在文化繁荣兴盛中赓续清风正气，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深厚文化滋养和坚实作风保障。（陈曦，作者系郑州大学纪委书记、监察专员，二级高级监察官）